在1986年之前，政府对公众信息获取基本是系统内部的自上而下，1986年之后，政府开始利用内部系统或半官方机构进行民意测验，调查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少数经济与人事改革政策。真正开始引入外部第三方咨询机构介入政府公共事务工作是在1992年，从1992年到现在，公共事务咨询经历了从上到下、从单一到多元、从宏观到微观几个方面的变化。

从上到下的变化，体现在公共事务咨询委托主体经历了从中央政府部门到各省级政府，以及到地级市、县区级政府机关单位的过程，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帮助区县级政府监督相关单位工作状况、了解民意需求，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化模式。

从单一到多元，体现在公共事务咨询委托主体从单一的政府部门，已经扩散到事业单位、社团协会、公益组织、媒体等多个公共事务相关方。一些大型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园博会等，广泛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帮助完善创意策划、宣传推广、票价制定、过程监督、活动效果评估等贯穿全过程的调研咨询工作。

从宏观到微观，体现在公共事务咨询委托内容从较宏观的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到较具体的如工作绩效评价、公众满意度、投资环境分析、公共信息普查等更多方面。工作绩效的评估已经成了部分地区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改善部门形象、提高服务水平的一种重要外部促进机制；通过第三方咨询机构评估发布的投资环境白皮书等成果，已经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筹码。

未来，一方面，政府愈加强调社会管理创新，强调走群众路线，公共管理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政府、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等对公共民意将更加重视，更加倚重第三方咨询机构在快速搜集民意、分析公众需求、改善政府服务水平方面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视、公共服务项目经验的丰富、人才聚集程度和研究水平的提升，第三方咨询机构在公共事务咨询范围的广度、咨询内容的深度等方面，将更加全面、深入介入到公共事务中去。

趋势一，以改善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窗口单位服务效能的绩效类民意监督将呈现常态化、快速化、广泛化的趋势。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包括部分省会城市，将继续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利用神秘客户、电话热线抽查、网络咨询投诉等方式从事绩效考评监督工作，这种监督方式将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季度、年度工作绩效考核的常态化依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已经为上海长宁区、静安区，北京朝阳区进行了十几年的绩效考评工作；随着移动互联、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民意监督数据有可能会通过各种智能设备的采集，形成动态数据库，再利用相关软件从而实现历史数据纵向、跨部门横向、多维度集合等数据分析工作，并以图标、音像等直观的方式实现类似“准实时”的快速咨询模式，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已经在全国卷烟价格监测工作中建立了类似的体系；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聘请第三方咨询机构从事政府相关部门的绩效考评监督工作这种模式，将从一线城市不断向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扩散，未来这种模式的应用将更加广泛，例如淮安这样的三线城市已经多年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从事绩效监督工作。

趋势二，第三方咨询机构公共事务管理“智囊”的身份更加突出。

在常规的民意调研搜集的基础上，第三方咨询机构多领域、多类型项目经验和积累的大量数据信息，使第三方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具备了超脱于公共事务管理某一特定部门或特点事务的眼光和见识，这使得第三方咨询机构具备了成为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参谋”角色的基础。而随着大量有专业教育背景，例如MPA等专业人才进入第三方咨询机构，这类人才对公共事务管理有系统的理论背景、广泛接触国内外前沿资讯，有能力对公共事务相关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性研究，从而在公共政策制定、区域经济规划、公共服务模式等方面更具专业性和权威性。

趋势三，第三方咨询机构将更深入的介入公共事务管理工作中去。

在公共事务管理创新过程中，第三方咨询机构以“智囊”的身份为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出谋划策，除了在理论上实现对新模式、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未来将更多的介入到新模式、新机制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是公共事务管理部门落实研究成果、改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效果的需要，通过试点的试验性实施来检验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是第三方咨询机构“接地气”理论联系实际，修正新模式、新机制等研究成果的过程，在试点实施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研究成果，从而使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市场实践检验发挥应用的作用，这也有助于第三方咨询机构研究、实践能力的提高，从而更进一步促进第三方咨询机构在公共事务咨询服务领域的能力。

随着“重民时代”的来临，可以预见，第三方咨询机构以其客观、独立、快速、深入、专业的定位，将为公共事务管理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