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国务院曾提出，要让更多非城市户口人群在城市落户，并计划每年转户 1300 万以上，并提出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

      目前，这一目标仍然在计划之中。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以了解是否采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如有落后，则要求各部门找到原因，并予以整改。

      让更多人在城市落户，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由于城乡户口差异带来的不平等。例如很多人尽管在城市打工，但却无法享受城市提供诸如医疗、教育等福利制度。“现在要通过户籍城镇化率考核地方政府，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只希望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作，但不希望解决他们的户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此前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就指出：“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提出落户的主要目标包括农村学生升学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 5 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

      在过去两年，各地放宽落户政策的新闻不断出炉，然而针对的却更多是城市发展偏爱的所谓高素质人才。以西安为例，从 2017 年初，这座城市不断放宽对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落户要求，而针对通知中所称的农民工群体，却没有多少新政策落实。

      澎湃新闻今年 4 月的报道援引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公益人士韩呈祥的说法，“向农民工放开落户政策，目前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为数不多的案例有郑州于 2017 年 7 月宣布，包括城镇就业居住 5 年以上的农村转移人员、举家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员等几类群体，可以在郑州落户。

      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城市排挤农民工群体。上海相关政府决定取消“将农民工子女纳入民办教学管理体系”这一曾经帮助农民工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的机制，而上海义务教育的入学门槛也在不断提高。如果不能让子女接受教育，那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返乡。

      肖金成曾在前述采访中指出了另一个问题，除了北上广等大城市以外，“乡镇一级包括县城一级的公共服务和农村相比没有太大差异”。这也反应在今年 9 月湖南耒阳发生的事件当中。财新的报道指出，许多家庭由于担心农村教育质量不佳，将孩子送往耒阳市区就读。结果，国务院要求消除城镇大班额情况，不少学生因此被分流到郊县的民办学校。

      因此，即便即便有些城镇愿意接收农民工落户，但农民工却因为并不能享受到更好的福利待遇，而不愿意进城，尤其是许多人还抱着必须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想法。这些都不是国务院下令要求每年转户 1300 万人就能够解决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