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举行了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课活动。81岁的物理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于渌为所里广大党员和学生士作了“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从亲身经历说起”的党课报告。
于渌，1937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镇江，理论物理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1年于渌毕业于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之后回国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1986年受聘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凝聚态理论部主任；2002年全职回国工作，任中国科学院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08年2月被授予美国物理协会2007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导才能奖。他主要从事高温超导、强关联电子系统、低维量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凝聚态物理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学物理”到“做物理”
1954年，于渌所在的江苏镇江中学选拔两名学生前往苏联学习，他作为其中之一被送到了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学物理。哈尔科夫大学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L.D. Landau)创立，由栗夫席茨(I.M. Lifshitz) 继承。优质的平台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锻炼了他的学习能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于渌中断了博士学习回国。
1961年，于渌回国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当时物理所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李荫远先生非常支持年轻人的工作。他发现于渌先生对超导理论更感兴趣，就要他自己组织一个新的课题组，研究超导理论。当时研究室里还有几个年轻人，有的从苏联留学回来，像莫斯科大学的陈春先和哈尔科夫大学比于渌高两届的郝柏林；有的从国内大学毕业，像复旦的陈式刚和北大的霍裕平。大家志同道合，组织起富有成效的互教互学活动。虽然当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还填不饱，但大家的劲头十足。每周要组织三四次学术报告会，一讲就是半天。在会上，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互相讨论、互相批评，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使大家受益匪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量子场论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凝聚态理论，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巴丁－库柏－施里弗的超导微观理论是最杰出的例子。陈春先在玻格留博夫的研究组工作过，是当时物理所学习、研究量子多体理论的带头人。那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多体形式理论，包括格林函数方法、输运过程理论和趋向平衡问题等，到凝聚态物理中的具体应用，涉及超导、铁磁现象和共振弛豫过程等。于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非常多，在边干边学中迈出了超导研究的第一步。
研究杂质对超导体性质的影响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课题。出于好奇，于渌当时做了个“大练习”，用广义正则变换把含磁性杂质超导体的哈密顿量近似对角化了，发现在能隙中会产生一个束缚态。经过小组里同事们推敲，觉得没有错误，就送到《物理学报》。1963年投稿，1965年发表。后来才知道，日本的H.Shiba和苏联的A.I. Rusinov 分别在1968 年和1969年也发表了类似的工作。由于这个束缚态离能隙边很近，实验检验比较困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在隧道谱中被定性观察到，扫描隧道显微镜发明后，90年代才在实验上得到定量检验。高温超导体的能隙具有d-波对称性，有节点，对杂质散射更敏感，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个工作又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于渌说，他能做这个“大练习”，与物理所当时宽松的研究氛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五人小组”，除陈春先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外（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已过世），其他四人都先后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文革”的干扰和“幸存”的研究
1965年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但即使在10年“文革”期间，也有过“反复”“回潮”。以于渌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充分利用物理所当时的“局部小气候”，并没有中断科学研究。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访问，以后经常回来。1972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杨振宁时，杨振宁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总理的认可。会见时周培源在场。后来周培源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于渌他们凭借知识分子敏锐的“嗅觉”，将研究的侧重点从“应用型”问题，转向“基础型”问题。通过对国际期刊的浏览，他们发现，在我国“闹革命”的那些年，国际物理界对相变和临界现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他们努力补课，奋起直追。
他们组织了讨论班，分工阅读重要的文献，在组里仔细讲，讲稿叠起来超过一尺。那时他们边学边干，一方面“啃”K.G. Wilson 在《物理评论》发表的两篇长文，一方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推导别人的一些结果。
于渌他们“边学边干”，从重复别人计算开始，仔细研究规则，明白了他们用的是特例，2分量模型，不能直接用于任意分量数。于渌和郝柏林先生一起用双人“对手算法”，郝柏林用“规矩的微扰论”，于渌用“拼花图”，隔几天就对一次结果。
“文革”期间，于渌所在课题组凭借物理所“局部小气候”进行的这项研究，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美国物理学会组织了一个高层次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成员包括巴丁、施里弗、布鲁姆贝尔格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于渌所在课题组的科学家们为他们介绍研究成果，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与之建立深厚的友谊。
改革开放和科学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
1978年，在芦山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有600人参加，318篇论文，64篇综述报告。这些成果对科研进展恢复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在这一年，于渌被派往布鲁塞尔参加了第17届Solvay会议。这是物理界的顶级会议。于渌有机会向同行介绍自己的工作。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许多国外科学家，并受到 P. Martin的邀请，去哈佛做访问学者。1979—1980年，于渌访问哈佛大学 B. Halperin 研究组，接受真正意义上的 “再教育”，如饥似渴地补课。
1982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统计物理讲习班，参加人数超过200人，系统介绍文革期间的国际重大进展。报告人有郝柏林、于渌、苏肇冰等。那时，于渌与郝柏林在在《物理》杂志刊登三篇综述，后改高级科普读物《相变和临界现象》出版。
1985年，于渌受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凝聚态研究创始人之一隆德奎斯特的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在该中心任职的17年时间，使于渌获益匪浅，对以后的研究工作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于渌说，科学工作者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是时代提供了机遇。不管是留学苏联还是在物理所搞研究，不管是出国进修还是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个人的成长总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定信念，心怀感恩，奋力前行！
于渌，1937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镇江，理论物理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1年于渌毕业于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之后回国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1986年受聘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凝聚态理论部主任；2002年全职回国工作，任中国科学院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08年2月被授予美国物理协会2007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导才能奖。他主要从事高温超导、强关联电子系统、低维量子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凝聚态物理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学物理”到“做物理”
1954年，于渌所在的江苏镇江中学选拔两名学生前往苏联学习，他作为其中之一被送到了苏联国立哈尔科夫大学学物理。哈尔科夫大学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L.D. Landau)创立，由栗夫席茨(I.M. Lifshitz) 继承。优质的平台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锻炼了他的学习能力。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于渌中断了博士学习回国。
1961年，于渌回国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当时物理所理论研究室的主任李荫远先生非常支持年轻人的工作。他发现于渌先生对超导理论更感兴趣，就要他自己组织一个新的课题组，研究超导理论。当时研究室里还有几个年轻人，有的从苏联留学回来，像莫斯科大学的陈春先和哈尔科夫大学比于渌高两届的郝柏林；有的从国内大学毕业，像复旦的陈式刚和北大的霍裕平。大家志同道合，组织起富有成效的互教互学活动。虽然当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还填不饱，但大家的劲头十足。每周要组织三四次学术报告会，一讲就是半天。在会上，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互相讨论、互相批评，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使大家受益匪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量子场论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凝聚态理论，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巴丁－库柏－施里弗的超导微观理论是最杰出的例子。陈春先在玻格留博夫的研究组工作过，是当时物理所学习、研究量子多体理论的带头人。那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多体形式理论，包括格林函数方法、输运过程理论和趋向平衡问题等，到凝聚态物理中的具体应用，涉及超导、铁磁现象和共振弛豫过程等。于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非常多，在边干边学中迈出了超导研究的第一步。
研究杂质对超导体性质的影响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课题。出于好奇，于渌当时做了个“大练习”，用广义正则变换把含磁性杂质超导体的哈密顿量近似对角化了，发现在能隙中会产生一个束缚态。经过小组里同事们推敲，觉得没有错误，就送到《物理学报》。1963年投稿，1965年发表。后来才知道，日本的H.Shiba和苏联的A.I. Rusinov 分别在1968 年和1969年也发表了类似的工作。由于这个束缚态离能隙边很近，实验检验比较困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在隧道谱中被定性观察到，扫描隧道显微镜发明后，90年代才在实验上得到定量检验。高温超导体的能隙具有d-波对称性，有节点，对杂质散射更敏感，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个工作又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于渌说，他能做这个“大练习”，与物理所当时宽松的研究氛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五人小组”，除陈春先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外（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已过世），其他四人都先后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文革”的干扰和“幸存”的研究
1965年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但即使在10年“文革”期间，也有过“反复”“回潮”。以于渌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充分利用物理所当时的“局部小气候”，并没有中断科学研究。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访问，以后经常回来。1972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杨振宁时，杨振宁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得到周总理的认可。会见时周培源在场。后来周培源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阐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于渌他们凭借知识分子敏锐的“嗅觉”，将研究的侧重点从“应用型”问题，转向“基础型”问题。通过对国际期刊的浏览，他们发现，在我国“闹革命”的那些年，国际物理界对相变和临界现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于是，他们努力补课，奋起直追。
他们组织了讨论班，分工阅读重要的文献，在组里仔细讲，讲稿叠起来超过一尺。那时他们边学边干，一方面“啃”K.G. Wilson 在《物理评论》发表的两篇长文，一方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推导别人的一些结果。
于渌他们“边学边干”，从重复别人计算开始，仔细研究规则，明白了他们用的是特例，2分量模型，不能直接用于任意分量数。于渌和郝柏林先生一起用双人“对手算法”，郝柏林用“规矩的微扰论”，于渌用“拼花图”，隔几天就对一次结果。
“文革”期间，于渌所在课题组凭借物理所“局部小气候”进行的这项研究，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美国物理学会组织了一个高层次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成员包括巴丁、施里弗、布鲁姆贝尔格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于渌所在课题组的科学家们为他们介绍研究成果，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与之建立深厚的友谊。
改革开放和科学的复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科学研究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
1978年，在芦山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有600人参加，318篇论文，64篇综述报告。这些成果对科研进展恢复到文革前的工作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在这一年，于渌被派往布鲁塞尔参加了第17届Solvay会议。这是物理界的顶级会议。于渌有机会向同行介绍自己的工作。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许多国外科学家，并受到 P. Martin的邀请，去哈佛做访问学者。1979—1980年，于渌访问哈佛大学 B. Halperin 研究组，接受真正意义上的 “再教育”，如饥似渴地补课。
1982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统计物理讲习班，参加人数超过200人，系统介绍文革期间的国际重大进展。报告人有郝柏林、于渌、苏肇冰等。那时，于渌与郝柏林在在《物理》杂志刊登三篇综述，后改高级科普读物《相变和临界现象》出版。
1985年，于渌受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凝聚态研究创始人之一隆德奎斯特的邀请，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在该中心任职的17年时间，使于渌获益匪浅，对以后的研究工作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于渌说，科学工作者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上，是时代提供了机遇。不管是留学苏联还是在物理所搞研究，不管是出国进修还是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任职，个人的成长总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定信念，心怀感恩，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