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论坛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所作的演讲，或可成为企业“一带一路”的投资指南。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投资和贸易热度几何？国内企业想到“一带一路”沿线淘金，应该从哪些趋势和领域把握机遇？又有哪些风险需要警惕和规避？
从2013年提出倡议至今，“一带一路”概念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谋划“走出去”淘金，但对”一带一路“了解的不够深入，制约了许多人的行动步伐。
不过，4月18日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论坛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所作的演讲，或可成为企业“一带一路”的投资指南。
货物贸易规模达万亿美元左右
首先，大环境上，经过几年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机制、平台支撑等各方面软硬条件是否更为成熟了？这几年“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贸易是否有升温？
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张威表示，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她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合作机制越来越完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共识层面，我国努力推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截至2018年底，中国政府先后与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国际合作文件。
此外，完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目前中国与绝大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均建立了经贸联（混）委会机构，这让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在很多领域的谈判变常态化、机制化。
同时，我国大力推动与多边及区域机构对接合作，这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现有多边及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沟通上，如上合、东盟。
最后，我国还逐步扩大第三方合作，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与日本、法国、韩国、英国等国家正式签署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共建“一带一路”的联合声明。
“这些第三方市场合作解决的是什么呢？”张威说，比如中韩间在工程承包领域，各有各的优势，韩方企业可能优势在设计和坚定，而中国企业的优势在施工。
上述合作机制的完善，自然带来了投资贸易的升温。
张威说，5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物贸易稳步扩大，服务贸易亮点频现。2014-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物贸易规模基本保持在1万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占中国货物贸易总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四分之一以上。2018年分别约为1.27万亿美元和27.4%。从服务贸易来看，近年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非常快。
投资也是如此。2014-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6.2%，而2014-2017年，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额总计331.5亿美元，注册企业超过1万家，并且绝大多数投资来自于东南亚地区。
热门投资领域是什么？张威介绍，2014-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由841.7亿美元增至1257.8亿美元，年均增长8.4%；完成营业额由640.5亿美元增至893.3亿美元，年均增长6.9%。二者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比重始终保持在40%以上，2017年和2018年甚至都超过50%。
此外，张威介绍，近年，形式多样的合作平台和稳步推进的中欧班列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亮点。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沿边省区设立了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和2个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企业在沿线24个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累计投资364.8亿美元，入区企业近4000家，上缴东道国税收超过2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中欧班列运行线57条，涉及国内56个城市，连接15个国家49个城市。
这也相当于为更多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贸易提供了基础和便利。
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叠加
基础有了，机遇在哪里？
张威表示，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主要有两方面机遇。
一方面是政策机遇，但她补充，中国与“一带一路”所有国家的合作都是协议开放，也就是针对任何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措施是要基于与对方有自贸协定才行，所以在不违反WTO规则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机遇不是因为单独给了“一带一路”国家，而是所有政策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会有更多的倾斜和重点考虑。
贸易方面，张威表示，政策机遇主要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创新方式，扩大出口。按照建设成为贸易强国的总体目标，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新业态和新贸易模式的发展。
二是扩大进口，促进平衡。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开放大国的要求一致。当然，现在还面临着沿线国家真正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有限的问题，比如部分资源产品涉及到对方国家的出口额上限，扩张幅度有限。此外，沿线国家产业基础相对较弱，中国真正能从对方扩大进口规模存在一定困难。这也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贸易和投资同步推进的考虑。
三是发展服务贸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跟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好，但还有一些领域有待突破，无论是专业服务还是中医药等，其实在沿线国家都有很好市场。
四是推动贸易便利化。这对双边贸易往来非常有帮助，比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因为实现贸易便利化，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到中国能节省90%的时间。
投资方面，张威也表示，可从4个方面把握政策机遇：
一是我国重点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引导合理布局。
二是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支撑，我国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互联互通项目上下大力气，为促进经贸合作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是创新方式，比如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等。
四是防范保障，我国将加强有关机制建设，推动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会通过签署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方征税协定以及各种预警和信息服务来推动企业走得更好。
此外，张威说，援外亦有政策机遇可供企业把握，未来对“一带一路”沿线援助与投资、贸易间将有非常好的联动效应，对外援助也会不断创新模式，以及优化结构，除民生外，还将会通过援助助力对方产业成长，并且将实行一国一策的差别化政策。
张威还说，区域合作上，我国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建设自贸区网络，通过深化多双边和自治区经贸合作，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市场机遇亦十分广阔。
张威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规模约60亿，经济总量达39万亿美元，发展潜力巨大。这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普遍产业基础较弱，可能基本产业体系都没有健全；市场潜力较大，未来会有较好增长前景；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乐意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合作意愿较强。所以从市场角度来看，机遇是有的。
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能力待提升
当然，风险也不可避免。
针对外部宏观风险，张威认为，主要是政治、法律、财务、社会、舆情、模式、合规和债务等方面，并且“不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实际上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体面临的风险”。
比如，法律风险层面，中国企业对对方的法律体系是否了解？此外，目前我国跟一些沿线国家的投资保护协定有一些内容还比较落后，还不能很好满足现在投资发展的需求。
模式风险方面，张威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50%左右是承包工程，而且现在推行建立一体化模式，这非常容易被对方认为涉嫌垄断、关联交易等，模式上要创新。
社会风险方面，则包括如何与劳工组织、工会打交道的问题，同时企业在国内可能也会面临着劳务派遣和劳务派遣公司的经营也还存在着一定不规范的问题等。
不仅如此，张威还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也存在于企业自身国际化发展能力上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企业“走出去”时还有想当然成分，容易生搬硬套国内思维模式；“重上层、轻民间”现象严重，会重视跟当地政府打交道，而不重视跟当地民间打交道；文化的水土不服现象也会引致一系列其他问题。
不过，并非没有办法可以应对风险，演讲中，张威“分享了几个实用的办法”：
第一、用好用足政策。张威说，除中央层面，几乎所有省份都有各自的高招，问题是企业可能不一定非常了解，所以建议企业“走出去”时尤其是去“一带一路”沿线发展时，多解中央和地方在科技、人才、资金各方面扶持政策。
第二、从企业角度来说，要提升国际化发展能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六大方面特别关键的能力：国际化战略规划、国际化人力资源、国际化治理、国际化风险管理、国际化品牌和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这些都完全不同于国内企业的经营，包括组织架构要重建等，中国企业未来在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走远走长走好，必须具备以上能力。
第三、借力投资平台。比如，境外经贸合作区就能给“走出去”的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完备的基础设施、“一站式”的服务，可节约成本。此外，优惠政策上，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去谈可能比较困难，但借助平台较易获得免税、减税等方面政策。同时，平台还在保税服务、专业中介服务等方面对“走出去”企业提供了诸多便利。
第四、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做好“六个务必”。张威说，这是从诸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总结得出：一是务必找一个专业咨询机构对目标市场营商环境进行专业分析；二是务必广泛咨询各级政府、各个机构，了解对目标市场各层面分析和政策；三是务必对整个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评估风险；四是务必调查合作伙伴；五是务必到中国驻东道国经济商务参赞处报道，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能规避你在当地投资发展面临风险，甚至了解到你不了解的当地国家发展的更多机遇和政策；六是务必建立专职的风险管理和应对团队。